传说中的700Mark

bokee的系统维护越来越散漫，同时无故删除我的时评，自今日起，本博客正式转移到

blog.sina.com.cn/Gallent

本博作为镜象继续存在。

        作为20世纪外交史中并具开创性与悲剧性的一笔，威尔逊和他的国际联盟主张长期以来吸引着专业人士和爱好者的研究兴趣。除了从政治哲学角度去研究威尔逊与康德的关系、从国际关系学说角度挖掘威尔逊及其所代表的理想主义之外，从国际组织角度去解读国际联盟也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研究点。其背后的意义在于，不同时代的国际组织代表着不同时代的国际格局和外交哲学，连同其中繁复纠葛的利益关系和大众意识。从广义层面讲，国际组织代表着一定时期内的国际形势。尤其是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以全球和平合作为标榜的组织---国联的诞生，其背后的运作方式和发端，不能不予以相当的重视。北京师范大学韩莉博士所撰写的这本《伍德罗·威尔逊与国际联盟》在这方面是一个极好的尝试。

        作为国际关系史与美国政策史的专业研究人员，韩博士谙熟威尔逊时代大国外交的历史脉络，对材料也有相当的把握。根据已有认识，她将威尔逊创设国际联盟的整个故事铺陈为五大章节，从威尔逊外交思想的大背景、思想的内容、联盟的发源、各大国关于联盟的斗争及美国内部总统与国会的争端这五个方面阐述这一问题。与一些目光狭隘、过于细致的著作相比，作者不失必要地对美国自建国以后具有影响力几项重要外交传统做了检视，这无疑大大帮助了读者对全书的理解，使得即便是一个从未涉足美国外交史的人也能从书中窥一斑而知全貌。

        威尔逊从1913年到1921年担任美国总统。这一时期正是欧洲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也是美国外部环境激变、外交政策大幅转轨的时期。作为在这一时期当政的决策者，威尔逊个人的思想与行为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外交走向，大大改变了美国在过去一百多年中奉行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使美国走上一条担负国际义务、组建国际联盟的新道路。这部分是由于美国所处现实变化的推动，部分、甚至最主要的是，是与威尔逊所持的外交哲学有关。尽管这种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但威尔逊的思想作为美国外交史上的典范至今仍被人们所研究。应该说，以一种相对新奇而挑战的姿态面对一个国家一个多世纪形成的外交传统，总是显得有些“弱势”。因此，至今没有人责备威尔逊的失败，相对更明显的是，人们乐以探索国际联盟最终从美国转移到英法的根本原因，威尔逊带领美国走向世界却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甚至拿他的经历与日后罗斯福总统的成功相比较，以求更加深刻地理解美国外交的历史与现实。

        在第一部分，作者旁征博引地阐述了美国外交政策的几大源流。其一就是以华盛顿、杰弗逊、亚当斯等开国先贤创立的孤立主义。作者援引华盛顿著名的离任演说原文阐述该原则为：“我们与外国交往的重大原则是：在扩大与他们的商业关系中尽可能少有政治联系。……正确的政策是避开与外国世界任何一部分的永久联盟。……（特别是）欧洲有一系列与我们无关或关系遥远的利益。他们经常处于争吵之中，而这些争吵的原因都与我们关心的事情无关。”根据这项重大原则，美国从1787宪法创立到1917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整整130年中，从未参加任何跨国联盟，从未与任何欧洲大国有一星半点的联盟关系。甚至在法国革命战争时期，一度帮助美国取得独立的法国人要求美国投桃报李，也遭到了美国第一代领导人的无情拒绝。用一位美国高层决策者的话说，让美国卷入一件欧洲事务的呼声，将像是“进了一个比聋子还聋的耳朵。”但作者精细地说明了一点，即孤立主义从来都是政治与军事的孤立，而非经济和文化孤立；从来是与欧洲的是非冲突孤立，而非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利益孤立。因势而生，其他三项重要外交原则都是孤立主义硬币的另一面。首先是在1823年门罗总统著名的国会咨文中提出的“门罗主义”，他意味着代表欧洲主流力量的神圣同盟及整个欧洲都无权涉足拉丁美洲的政治问题。根据这一原则，美国通过干预墨西哥事件将拿破仑三世统治下的法国挤出墨西哥，利用委内瑞拉危机迫使英国退出中美洲，又以门罗主义的“罗斯福推论”将自己扶上西半球国际警察的角色。其次是海上自由原则，这项原则针对当时拥有庞大海军、能够扼住美国经济命脉的英国。正如作者指出的，日后美国的海军称雄世界时，就再没有提过关于海上自由的一个字。但当它还十分弱小时，它把海上自由作为一项维护自身经济利益的重要砝码。最后是门户开放，它是美国不断向西扩张、进入亚洲与传统大国争夺殖民地的一项政策。19世纪末，作为远东争夺的迟到者，美国曾用这项政策敲开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之门。

        通过这些回顾，读者能够形成一个印象，即在建国一百多年里，美国在政治和军事上对于大西洋彼岸的故土完全抱着一种“背转身去”的姿态，而专心发展其在全世界的扩张利益-包括19世纪规模巨大的西进运动、对拉丁美洲的步步掌控和从夏威夷、日本、菲律宾到中国的层层推进。但是，20世纪初，随着美国内部兴起的“进步主义”思潮，美国外交决策的思维开始发生变化。这特别体现在一些重要的时事评论者、政策高层人员、智囊团不断发表文章、讲话，推行政策，去干涉和影响欧洲事务，呼吁美国据信天赋的民主责任和全球义务。用这一时期美国最重要的时评作家沃尔特·里普曼的话说：“美国要为国际主义做些卓有成效的事，就必须抛弃孤立主义……世界政治的最高任务不是防止战争，而是建立一个令人满意的人类组织。”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赫伯特·克罗利写道：“美国应该采取每一种实际的手段去促进民主的方法与思想的传播。在国际事务中也要和在国内事务中一样，美国人应该寻求具有民主理想的统一的效率。”

        与评论者遥相呼应，一位年轻的历史学者弗雷德里克·特纳提出了他的边疆学说。他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与灵魂，是在庞大的边疆拓展中形成的。这种独特的民族性要求美国不断将自身的生活方式-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美好和完整的生活方式-推广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当20世纪来临，美国再没有可以拓展边疆的空间时，美国内部的问题开始浮现。因此，解决美国问题的钥匙、即美国的新的历史任务，就是向全球扩展自由民主的社会规则。

        本书作者条理分明地援引了以上种种人物和言论，来充分说明威尔逊的思想背景。威尔逊深刻地研究美国的历史与政治，接受了进步主义的整个哲学体系，十分认真地将某种天定命运加诸于美国。在19世纪90年代他的各种讲话和文章中已经能够看出这种倾向。随着仕途日隆，他日益热情地散播这种理念，并开始将其付诸实施。

        任何一种新政策的推行都需要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历史机遇。从某种程度上讲，威尔逊是幸运的，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他的世界主义、理想主义提供了空间。他的第一项努力是并不广为人知的“豪斯调停”。豪斯上校作为威尔逊个人好友及近身幕僚，于1916年担负了一项任务，即在一战焦灼之际前往欧洲各大国进行调停。从日后看来，根深蒂固的欧洲矛盾绝非一个体系外的美国所能干预和解决。但是，这次调停被作者看作是威尔逊冲破孤立主义的第一次尝试，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更加值得一提的是，是这次尝试引发了国际联盟的思想。在此之前，威尔逊虽然希望各大国接受他的民主、自由国际关系理念，但并没有提出国际联盟这一具体的实施方案。而1916年豪斯上校在英国调解失败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向美国提出：“总统是否要倡议一个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使自己承担义务站在反对海、陆战争的一边？”作者认为，这是启发威尔逊国际联盟主张的根源。在对这封信作评价时，威尔逊第一次表示了对国际性联盟的兴趣。很显然，一个能够符合美国标准的国际性联盟-包括非战、海上自由、互保主权、民主仪事等原则-将是战后对世界最完美的安排。从这时起，威尔逊开始倡导国际联盟。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作为战胜国参加了巴黎和会的你争我抢。在会上，威尔逊的理想主义与罗伊德·乔治、克里孟梭的老式欧洲现实主义发生了激烈碰撞。欧洲几百年的大国外交使国务家们相信，只有权力、均势能够保障一国的安全，只有足够的单方面战略保证才能使一国的利益不受他国威胁。因此，英国在和会上迫切需要维持其海上霸权，并保持大陆均势。而法国则念念不忘削弱德国，占领莱茵兰。两国又同样关心德国赔偿问题。相比之下，威尔逊是“最没有利益关系的参与者”，首要关心的却是国际联盟。这从一开始就为他的努力添置了障碍。

        作者系统性地披露了美国与和会上各大国的利益交易。尽管当时美国的国力是世界第一，但威尔逊对全球局势的操控显然是有限的，远远无法和1945年的罗斯福相比拟。因此，为了让其他国家接受他宏大而空泛的设想，他不得不在许多原则问题上让步，这又反过来妨害了国联本身的纯粹特质。例如，为了获取英国支持，他同意英国在海上自由方面享有特权。为了赢得法国的信任，他同意建立莱茵非军事区，并让国联托管萨尔。为了促使日本入盟，他甚至背信弃义地出卖了中国山东。这种种行为都暴露了他的言行不一。归根结底，这是由美国政策内部的根本矛盾导致的。美国既然没有对全球局势的全面控制，也就没有理由去强求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观念，一但他要这样做，就会发现不得不做一些自挖墙角的事。同样的，威尔逊的国际主义要求各大国的接受，而各大国的利益-以他们的历史和观念为基础-在其国务家看来，建基于领土、军队之上远甚于建基于国际民主之上。这些无法克服的矛盾导致最终诞生的国联是一个畸形的产品。他的主要倡导者-美国，临阵退缩，转身撤回本土。现实主义大国英、法成为本为“民主”、“自由”而建的国联的主角，但他们的力量远远无法维护他们所需要的国际秩序。侧翼大国俄罗斯被排除在体制外，德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而日本在远东的崛起与英国在该处的利益格格不入。

        从威尔逊发起国联到最终畸形国联的诞生，以及美国的退出，展现了20世纪早期一段错综复杂国际斗争的图景。严格地讲，威尔逊并非一位十分成功的外交家。至少，他没有能够把美国按照历史潮流所推动的那样带向全球，而是在一次过度的尝试后引起了一个不小的反动。以历史学者惯有假设性思维考虑，如果威尔逊的国联思想相对折中，美国国会就有可能接受他的方案，那么真正的国联就可能在遏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挥重要作用，那么也许这样一场人道主义浩劫就可以避免。因此，我们应该可以很遗憾地说，威尔逊与国联的失败，是20世纪人类政治问题中一项关键性的失败。通过以上浏览，读者应该足以了解作者在这部书中贡献的智力和主要思路。作者大量引用了相关领域的权威著作，文中不断有引文和例解，使读者很容易融入一个世纪以前的思想氛围中。当然，书中仍然存在引文来源过于狭窄、整体结构和逻辑不清晰以及文笔略欠成熟的问题。但放眼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则这部著作无疑是值得一读的佳品。

                                                 Gallent

                                                07.02.10

布什扩军计划引发决策层分裂

                    ------美国战略可能出现重大转变

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提出新的扩军和增兵伊拉克计划已过去20天，美国国会、白宫和国防部不但尚未就该计划达成共识，甚至开始产生明显的分裂。

根据盖茨的方案，2月份美军将在伊拉克增兵两个旅21500人，并在未来五年中花费约700亿美元再组建6个旅的作战部队。这是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以后所提出的最庞大的扩军计划。上任不久的盖茨认为，针对美军需在伊拉克完成的治安任务，目前的14万驻军仍显不足。这些部队不仅要对各种反政府武装作战，还要承担训练伊拉克政府军的任务。他进一步强调，增加驻伊美军兵力是最终将美军撤回国内的必要步骤，为此甚至呼吁动员国民卫队，以填补捉襟见肘的美军兵力，应对可能还要维持多年的“反恐战争”。

在盖茨和布什看来，进一步增加对伊拉克反政府武装的打击力度，通过短期增兵加速完成军事平乱和对伊拉克本土军队的训练，是目前唯一可行的方案。自从中期大选之后，“让孩子们回家”业已成为美国内部的一致呼声，但在回家之前，美国如何在伊拉克善后，是必须谨慎处理的问题。布什17日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既不能使现状拖延而渐趋失败，也不能一走了之、听天由命，唯一的办法是在走之前加大军事投入，根本上扭转伊拉克局势。

然而，美国国会的主要成员与布什、盖茨的观点正好相反。参议院军事装备委员会主席卡尔·雷文12日激烈批评盖茨计划：“进一步卷入伊拉克是一个错误；如果看到伊拉克政府以往的表现，还认为他们能在我们的帮助下达成自治，因而进一步卷入伊拉克，就成了一堆错误。”17日，他与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约瑟夫·比登、参议员哈格尔联合起草了一份针对政府提案的反提案（共和党议员奥林匹亚·斯诺威后亦加入）。在这份两党联立的提案中，参议员们反对增加驻伊美军，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国际合作与“适当的兵力调遣”解决美国当前问题，阻止相关国家对恐怖分子的支持，并在更大范围内防止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混乱。

大众舆论同样对白宫不利。一份由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1%的美国民众反对进一步增兵。1月24日，布什在国会发表讲话，敦促国会批准其计划，以显示美国人团结一致走向胜利的信心。在讲话中，布什把逊尼派起义军、什叶派极端主义者、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和真主党并称为“伊斯兰极端运动”，表示美国在伊拉克的战略目标已经从打垮萨达姆转向应对极端运动。“我尊重各位议员的讨论，相信你们不会把票投向失败的政策。我们的国家正在伊拉克寻求一项新战略，我请求你们给予它机会。”

然而，这些说辞脱离事实太远。萨达姆垮台已经3年多，美国的战略目标早已经转移，在此处借用“新目标”来寻求所谓“新战略”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自从去年10月美军在伊拉克遭受2年中最大伤亡以来，伊拉克本土抵抗力量的威胁开始剧增，使美国上上下下意识到，伊拉克成了美国投放军力的无底洞。一系列负面新闻的政治效应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反应出来，造成了民主党控制参众两院的局面。可以说从此时起，布什政府的决策思路就必然与国会产生龃龉。民主党早就在对伊政策上批评布什，反对美国无限干预伊拉克问题。民主党议员宣称，虽然击垮“暴政”是美国的任务，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需要对伊拉克的一切问题负责到底，国内治安应该让伊拉克政府自身去解决。在他们的视野中，美国军事干涉已经走得太远，下一步目标应是在有限军事投入的基础上全面缓解紧张事态，尽早从伊拉克收手。这就与着眼于强硬政策、希望在伊拉克一管到底以建立“大中东民主计划”样板的布什政府背道而驰了。

在美国历史上，总统所在党无法主导国会，造成白宫与国会形成政治分歧，政府政策处处掣肘的情况并不少见。里根总统在任期最后两年就不得不与本党占劣势的国会周旋，而克林顿所属的民主党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也曾丢失国会控制权。因此，似乎可以说，在事关美国国运的伊拉克战略这一大问题上，总统与参议院存在某些矛盾，尽管不是一个积极现象，但仍情有可缘。然而，更令布什感到不快的是，共和党内部围绕着他的新计划也产生了重大分裂。

1月22日，前任军事装备委员会主席、共和党参议员约翰·华纳提出了一项提案，明确反对向伊拉克增兵，成为共和党内第一个“变节”者。25日，即布什国会讲话的第二天，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以12票对9票通过了一项声明，宣布增兵伊拉克与美国国家利益背道而驰。这基本判定了总统提案的死刑。这是美国入侵伊拉克四年以来，布什政府的政策首次在国会受挫。而在委员会投票中，很多共和党委员也投了赞成票。

参议员哈格尔对这些共和党委员提出了严厉批评，他提醒同僚们不要忘记过去四年他们对总统的支持。“你相信什么？你支持什么？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为什么被选上？如果你想干一份安稳的工作，还不如去卖鞋。”激烈的言辞凸显出共和党内部巨大的意见分歧。该党高层不得不寻求一份在党内能够得到广泛接受的提案，以防在国会表决时全党出现公开分裂。目前一份备选提案是由参议员麦凯恩提出的，他没有直接批评布什计划，而是为美国政府和伊拉克政府设置了严格的增兵标准。

针对国会、党派的严重分裂和自己政策的搁浅，布什与盖茨纷纷发表讲话，强硬回击国会。布什公开宣布：“我才是决策者。”27日早上，他与盖茨、佩特劳斯在白宫会晤后接受了新闻采访。布什批评国会没有拿出一项切实可行的方案，就使一个可能奏效的方案胎死腹中。盖茨同时表示，在这一关键时刻，美国政策上的任何摇摆都可能使敌对势力士气高涨。布什在晚些时候会晤共和党议员时说，让他感到讽刺的是，国会不同意他增兵的计划，却全票通过了他对新驻伊美军司令官佩特劳斯的任命。现在，布什所能做的只有等待预计于2月5日进行的国会投票。他的计划现在仅存在理论上被通过的可能，而民主党提出的反对增兵、强调外交手段、要求致力于排除外部势力对伊拉克进行干预的提案则很可能成为美国下一步政策的纲领。

巧合的是， 近日美国政府正在不断获得情报，表明伊朗军队在伊拉克周边积极活动，其情报人员被证实参与了多起在伊拉克的破坏活动。另外，28日美军和伊拉克政府军在纳杰夫附近与一支反政府武装进行了一场堪称4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打死250人。获胜的美-伊联军发现，该反政府武装中包含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武装分子。这些迹象似乎证明，仅依靠不断投入军事力量而无法断绝外部祸根，美国在伊拉克的成功将遥遥无期。

严峻的局势也使布什本人渐渐松口。11月大选之前，他还坚称“我们绝对正在走向胜利。12月20日，他又改口说：“胜败还未可知。”在1月17日的讲话中，他不得不承认按照现有政策发展，美国将缓慢地失败。实际上，白宫并没有在外交上心猿意马。拉拢叙利亚，安抚真主党，对伊朗进行军事威慑，都是明显的外交手腕。但是，以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威望，搞外交谈判的收效可谓微乎其微。各反美派别与美国不可能存在信任，地区大国伊朗更是在核问题上与美国矛盾日深。美国短期内无力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有限的军事手段又难以奏效，这就使美国陷入了想打不敢打、不打又麻烦不断的战略两难之中。布什政府和国防部认为，只有在最短时间内加强驻伊美军的兵力，有效扶持起伊拉克政府军，才能够从根本上压制伊拉克本土的反对势力。但在国会角度看来，4年的战争已经使美国在财力、人力上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不但没有给美国带来有利的国际地位，反而大大恶化了国内政治形势，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相对优势，这与美国的总体目标相矛盾。如同一些议员所说，4年前投票支持总统对伊开战，并不意味着授权总统卷入一场内战。进一步扩大驻伊美军，既危险又没有意义，而且很可能代表着这样一种倾向，即美国还要在军事上不断扩充，去应对看起来已经无边无际的全球反恐战争。因此，必须借总统提议增兵之际扭转政策。

这样看来，布什的新计划可以说是中期选举后美国政治风向转变的一个意外导火索，是白宫和国会主流之间国际视野不同而产生的公开结果。随着2006年一年、特别是最后三个月中伊拉克反政府武装势力的日益高涨，悲观预测占据了国会、共和党甚至整个美国。结果，本意在于遵循既定思路、加大军事力度的增兵计划，却导致政策压倒性地偏向了相反一面，并暴露了共和党内部的高度分歧。回顾历史，美国决策层上一次就对外政策出现如此大规模分裂还要追溯到越南战争后期，这足以说明当前伊拉克问题对美国而言是多么严重。时至今日，可以肯定地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在新世纪一项重大的战略失误，严重阻碍了美国4年中的国际战略脚步，使美国蒙受了巨大物质损失和感情伤害。从9·11事件以来国内累积的强大的反恐民意，也已经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逐渐消磨，转变为一种对军事手段更理性的思考。这一点与越南战争时美国前后的经历如出一辙。以这次大分裂为契机，美国决策层将一定程度上分化重组。 2月初的国会表决很可能成为2001年以来国会首次对总统重大对外政策的否定，使布什在伊拉克以军事为主的政策就此止步。进而也很可能成为美国对外政策深远转变的标志，使美国全球战略进行一次关键性的急刹车和大转弯。

                                                                         Gallent

                                                               07.01.31     4:17

何必为萨达姆“兔死狐悲”？

-对萨达姆死刑态度反射部分国人对美旧思维

利比亚是北非伊斯兰国家，由独裁者卡扎菲主宰。该国在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死后连续举行了三天的纪念活动，还取消了所有公开的宗教节日庆祝，全国政府机构降半旗致哀。一代枭雄的死牵动一批乃至一国穆斯林，虽让人惊叹，倒也不至意外。然而，如果论一国中对萨达姆之死感到遗憾、惋惜乃至愤恨的绝对人口数，则中国毫无疑问首当其冲。

萨达姆死后两周间，中国互联网上各类追念、辩护、惋惜之词骤然迸发，除为这位独裁者说好话的之外，主要都将矛头指向美国。其题目内容繁复多样，有说萨达姆陨落、全球反美棋局又少一重要棋子者，有说美国搞霸权主义终无善报者，有列举历史上“反人类罪”控方（皆为美国）以兹抨击者，有号召人民振奋来日为萨达姆报仇者。按常理讲，中国并非伊拉克盟国，更不是伊斯兰教国家，何必为萨达姆这远隔万里、从未与中国有超常关系的他国领导如此打抱不平。其实大部分人这样做，都是来源于国际政治中一条亘古不变的潜规则：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这样的逻辑既然成立，似乎为萨达姆张目决非无理之举。哪怕此人残害异族、草菅人命、残暴不仁，只要他反美，我们就要踩着他的尸身对美国人的假道义伪德行大大鞭挞一番。然而，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今日美国是敌是友？

说美国是敌，固然不全错。至少，美日同盟，美台协作，美印联系，处处看似与中国为难。还有军费问题、贸易问题、金融问题等等，哪个不是霸权主义行径。从小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的同学，以这样一种眼界看待国际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旧式思维不抛弃，中国未来的前途堪忧。所谓势易则时移，时移则备变。今天是2007年，不是1947年。中美今日是敌，更是友。不过不是挚友，而是某种意义上的“狐朋狗友”。狐朋狗友，并非一见如故意气相投，并非创业艰险戮力同心，而是利益使然、形势使然。虽如此，做美国的狐朋狗友，比做萨达姆之辈的狐朋兔友，对中国要有利得多。

中美之“友”，于过去几年已呈明显趋势，但如果不是置身新闻或政治领域中，则一般很难察觉其微妙之处。如果说，在9·11事件之前，美国对待中国，还是以一种打压和防范为主的态度，那么今日的中美关系，则是以合作、协商、共赢为主（如果说其下有暗流涌动，搞些军事戒备，那也是常理之中）。尤其是2003年以来，美国陷入伊拉克僵局，国际地位相对下降，中国则经济、外贸大幅增长，国际影响力骤升，三年间崛起跨度之大，超出任何一个人凭其感性认识所能想象的程度。美国布什政府出于两方面原因，在这三年间总体上确立了与中国进行国际事务合作的政策路线。

导致美国改变对华态度，从敌对、遏制和防范转向接触、合作和协调的主观原因有二：其一，与中国的合作态势符合美国的利益。中国的崛起主要是经济上的崛起，特别以巨量的外贸输出和外资引进为特征，其次就是广泛的对外投资、援建等。美国商业界在华投资额截止2005年底已达20182亿美元（相当于中国GDP的90%），2006年前11个月两国贸易额2387亿美元，中国政府掌握大量的美国国债券，美国消费品市场严重依赖中国生产的廉价商品。因此，从经济上，中美贸易的良好势头对全美无数的商业利益者来说是关系身家性命的问题。此外，美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尤其是对朝鲜、进而对伊朗核问题处理上，急需中国的支持。在台湾问题上，也需要中国的忍耐。一旦中美关系恶化，美国不但在经济上要承受难以估量的损失，在东亚也将不得不分身处理一大堆纠缠不清的麻烦，从而进一步削弱其在伊拉克的力量投入，最后很可能导致东西两线鸡飞蛋打的结果。因此，美国需要中国的合作。其二，中美在军事上互信大大增强。历史上，西方对于共产党国家的不信任是根深蒂固的。尽管我国信誓旦旦地保证将和平崛起，但在美国人眼里却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对于中国政府一直存在猫腻的军费问题，美国在2006年以前是紧抓不放。为了应对中国巨大的海军增长速度，美国也加紧与日本自卫队进行系统整合，以作不时之需。但是，2006年，形势发生根本变化，中美关系突飞猛进，尤其因为两国建立的战略对话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完成了战略目标的互相沟通，使得美国政府日益相信，或者表面上愿意接受一个事实，即中国的崛起将是和平的，中国的军事力量建设短期内不会威胁美国在东亚的军事优势（这表现在中国没有致力于发展远程打击武器和远程运载工具）。由于互信的加强，美国的底线（即军事优势）没有被突破，它愿意以一种更积极的姿态来迎接中国的崛起，并引导中国的行为，使中国作为一个“利益相关者”（佐利克对华演讲中的关键词），发挥对其十分必要的国际合作者的作用。

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担心中国有限的崛起。所谓有限，即在军事上不打破美国的优势，在经济上不赶超美国的地位，在国际问题上不与美国唱反调。相反，如果崛起中的中国在许多棘手问题上能够帮助美国，这种崛起是受欢迎的。由此，当前中美关系有了以下几处极为微妙的合作、协调与交易，而过去相对紧张、对抗的因素，基本都得到平复和消弭。

1、  台湾问题。

2005年陈水扁台独急进使美国对台态度急剧变化。美国开始认识到真正威胁台海现状的是台湾一方，因此从当年5、6月起开始对台当局采取强力压制态度，台海三方关系形成了大陆与美联合制台的态势。同时，在温家宝得到布什“大陆如果进攻台湾美国必然干预”的警告后，大陆对台采取缓进策略，这个多年来导致中美分歧的关键性问题遂归于缓解。

2、  贸易逆差问题。

美国近年对华贸易逆差均在千亿美元以上，使美国本土制造商和民族主义势力极为不满。因此，美国联合日本在2005年强势要求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于当年7月满足了这一要求，这一问题得到解决。

3、  军费问题

2005年10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拉姆斯菲尔德访华，最后一次郑重提出军费问题。从此以后一年多，美方再没有在军费问题上向中国叫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美战略对话机制逐渐建立，两国高层领导的交流与互信已达史无前例的程度，另一方面也是以此作为中国人民币升值和在朝鲜问题上积极斡旋的利益交换。

4、  朝鲜问题

朝鲜问题上中美利益基本一致，在制裁手段的强度上有差别。两国在六方会谈、应对朝鲜政府、联合国处理方法等各个方面都有紧密合作，其突出表现为美方在联合国1718号制裁决议上向中国让步，而中国配合美国冻结了金正日家族在中国三家银行的巨额帐户。

5、  反恐问题

2003年，联合国承认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中国在所有国际性恐怖主义问题上全部采取与美国一致的立场。

6、  东南亚问题

东南亚历来是美国的战略地盘，但2003年至今中国已成功地进入这一地区，以强大的经济实力赢得了东盟各国的欢迎。2004年，美国仍积极向东盟各国开展经济优惠以换取政治优势，如今则基本倾向于承认中国在这一地区的优势，作为两国利益协调的一部分。

7、  人权问题

一方面，中国政府在近几年已经做了些须努力来改善人权状况。另一方面，作为利益交换，我们已经多年没有听到过美国人提起这个词了

可以说，在当今世界所有重大问题上，中美都在尽量地保持一致。此外中美两国现在拥有以

战略对话机制、战略经济对话机制为代表的多项持久性沟通渠道，能够保证两国频繁地交换意见、取得共识。任何一方想做任何事，都会主动寻求对方的意见，以利协调。这种大国间互信互利的态势对崛起中的中国是极为有利的。

很多人反美，是因为美国人“管得太宽”。实际上，任何一个大国都要“管闲事”，因为其自身的利益范围早已经越出国界（更何况美国这种讲普世道德的国家）。今天，中国政府也在到处管闲事，其中最大的闲事就是朝鲜的核武器。当年中国搞核武器，打着反美帝国主义核垄断的旗号。今天，中国作为一个核国家，却不让朝鲜发展核武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我们的国际地位变了，看待国际问题的视角会变，对美关系也会变。几十年前，我们是国际体制的体制外者，因此我们不服美国人的管，要自己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强大了，短短5年，从国际机制的融入者变成了组织者，成了六方会谈的主角、联合国安理会的核心，怎么可能不管闲事？怎么可能容忍卧榻之旁放一枚核弹头？怎么可能不跟美国一样去唱“国际和平与稳定”的高调？不但自己要管，还要和美国人一起管。这符合中国的国际地位，更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的贸易和能源利益覆盖全球，中国的政治意志也将遍及全球，与无处不在的美国势力打交道、做生意。在对美旧思维的主导下，中美只有全球抗争、你死我活，最终东海一战分个成王败寇。平心而论，这是中国的崛起的必由之路吗？

抛弃旧思维，认清形势，紧追中美关系态势，把握中国当今崛起的大势，乃是认识当前国际问题的关键。否则，中国难免走进卤莽挑战旧霸权国的死胡同。历史上，有诸多国家做过类似的尝试，皆以失败告终（以德国为显例）。中国要走新的崛起之路，就要与前人不同，要懂得与原来的老大互相妥协。中美不像中日有民族仇恨，不像中韩有历史问题，不像中俄利益相关点太少。中美两国只要眼界放开，心态摆正，加强互信，未来几十年作为世界头两位的政治大国，合作之路还很漫长。

反美是一种传统的公共情绪，所以它能烘托出英雄。萨达姆生逢其时，死留其名，因为他出生的土地至今驻扎着美国大兵。但是中国土地上早已经没有外国驻军，哪怕抛开道义不谈（有些人总以为说美国的好话就是唯美国民主主义），单讲中美合作的利益问题，中国人也应该拍手称快。萨达姆反人类罪名昭著，死有余辜，何必为他强出头。来日中国借船渡海，顺水推舟，混到与美国平起平坐，他们的刺你慢慢挑也不迟啊。

                                                                                                                           Gallent

                                                                                                              01.15.06    15:32

中国政府对外部不友好势力有一个“坏习惯”，就是总有一种回归软性政策“弹性”。不管因为一时一事关系恶化到什么水平，动作强硬到什么程度，只要微微看到一点和解的曙光，立刻急转直下，恨不得几日内敌国变友邦，一笑泯恩仇。这种坏习惯，某种意义上促成了安倍晋三高明政治手腕的效果。

小泉政府的外交政策在于紧密联美，处处以美国为支撑，不管不顾周边国家对日关系，在参拜问题上毫不妥协，一派我行我素的姿态。他这样做不仅大大恶化了日本的国际形象，使日本的国际政策处处跌跟头，也给了那些反对他的中国、韩国等国政府以最明显、最坚固的口实。因此，小泉当政几年，邻国年年都骂日本人，而且骂得有理有据。不管日本做什么事，都不难被指为“军国主义复苏”，压得日本抬不起头。这种“笨强硬”，是外交政策中的下下策。

安倍与小泉不同。他虽然也提倡“爱国主义”，提倡“日本自立”，但他区分了什么是“国内事务”，什么是“牵涉国际的国内事务”。对于后者，他相对小泉大大让步，摆出一付笑脸，四处修复关系，很快就取得成效（尤其在中国这里）。但对于前者，他的进展则丝毫不下于小泉。

且看安倍上台仅四月来所做的几桩大事：10月8日，访问中国，修复日中关系，得到中国领导的热烈响应，日中关系转暖；29日，赴自卫队军舰阅兵，首次提出将防卫厅升级为“省”；11月15日，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提出修改《和平宪法》，宣称将于六年（首相最大任期）中完成宪法修改，为日本确立新的“精神”；12月15日，推动国会通过《教育法》，重申战后一直在日本较为敏感的“爱国主义”，同时，正式将防卫厅升级为防卫省；1月1日新年讲话，再次表明修宪决心。

重要的是，在做这些事的同时，安倍一直避免与靖国神社扯上关系。无论是上任、秋祭还是新年，都没有前去参拜。在一些对邻争端上，一改小泉时期的强硬姿态，强调协商谈判，低调处理。可以说，安倍比小泉要高明之处，正在于他一方面在自家做些别人插不上嘴的家事，一方面出了门对别人笑脸相迎。别国虽对《教育法》、修宪等心有不满，但也是“巴掌难打笑脸人”，更没有什么根据对人家国内事务指手划脚。这样的外交手段，不能不说聪明。中国如果未来要对日本施压，再也找不出小泉时期那么多的借口来。

笔者做一个毫无逻辑的想象，小泉几年间一意孤行，是早已料到了今天的局面，故意一面让他国习惯首相参拜，一面在国内把“自主”的基础打好。到安倍接任时，俩人关在小黑屋里，小泉面授机宜，对外则一反小泉的态度，假意逢迎，使各国喜出望外，于是外交关系一日千里，对内则借花献佛，完成小泉未竟的各项事业。如果小泉果有此远大的预见，而未来竟得实现，那他可算是日本近年来头号英明的政治家了。当然，这也是笔者的揣测而已。

                                                                                                                   Gallent

                                                                                                    01.15.06    16:10

我们法国知识界认识毛泽东的历程

  ——专访法国汉学家毕仰高（Lucien Bianco)先生

Gallent  撰稿  阳慕迁 修改

   “曾经在法国的媒体上，你可以批评自己的总统，但不能批评毛泽东。”

问：Bianco先生，很高兴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能简单谈谈您是如何了解毛泽东的么？

…… ：我从年轻时（四、五十年代）开始就一直保持着对毛泽东和中国的关注，阅读了大量关于他的文章、传记，后来作为专业人员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我很早就是中法友谊协会的会员，在毛泽东时代曾经两次来中国访问，亲身体验和观察了那个时代中国的真实面貌，回国后也发表了很多关于毛泽东和中国的文章。可以说我是一个毛和中国的热心研究者。

问：年轻时代您对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中国印象如何？是不是也非常崇拜？

…… ：当时毛泽东给我的印象是完美的，我把他看作一个理想的、伟大的领袖，把他所领导的中国社会主义当作最美好的社会。这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实际上，当时整个法国的知识界、新闻媒体和社会舆论都以十分理想化的眼光看待毛泽东和他领导下的新中国。法国报刊媒体发表了大量称赞和支持毛泽东的文章，大量转载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宣传，知识分子也都把毛泽东和中国当作一个理想社会来评价，政府和中国的关系也十分友好，而提出质疑和反对的几乎没有。当时在我们眼里，中国真是一个充满民主、自由，十全十美的国家。

问：这么理想化的看法，是不是因为你们当时还不很了解中国。

…… ：是的，因为当时的消息实在太闭塞了，我们能看到的来自新中国的报道十分稀少。除了有一些美国记者记录了三、四十年代共产党在延安的政治风貌以外，我们没有专门的渠道去直接了解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实际情况。直到很久以后，1971年，有一个意大利女作家Macchivcchi去中国访问，回到欧洲后发表了一篇文章，才算是有了比较好的第一手的材料。这篇文章仍然是在夸赞中国是如何好、如何开放和民主，但在当时已经是绝无仅有的了。就是因为只有这些凤毛麟角的消息，我们对中国的了解就十分简单，也就更容易把它想象得完美。

问：为什么单单是对毛泽东和他的社会主义有这样广泛的推崇？

…… ：当时的欧洲，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正在经受一场危机，很多人不再相信它。第二次世界大战又给经济和社会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欧洲人需要一种新的道路、新的办法，去解决他们面前的巨大的社会难题，同时也需要一个理想中的榜样。法国历来是一个左翼政治力量很强大的国家，法国共产党战后势力正盛，他们有自己的报纸和宣传机构。大部分知识分子也对政府不满，同情左翼和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远在天边的新建立的中国政权就成了大家的一个精神支柱，成了新道路的理想模型。

问：您当时曾经亲自来中国访问，印象如何？

……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1954年，当时学校里组织中法友谊协会，会员有机会去中国访问，我主动报了名，被选中了。我们一行几十人来到中国，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之后由政府安排，参观了河北省的一些农村公社。在那里，我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村的建设和农业生产状况，进一步巩固了自己之前对中国的美好想象。中国政府对我们十分友好，那次访问也很愉快。回国以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盛赞中国的进步，同时也积极地向身边的人宣传中国。

问：为什么同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对待苏联和对待中国的态度完全不同？

…… ：那是因为我们太了解苏联，而又太不了解中国了。欧洲当时已经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共处了几十年，而且我们和俄国离得很近，历史上就多有交往，有大量来自苏联的信息。但对新中国，我们只能靠支离破碎的信息去想象。1957年，当时听说毛泽东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们都觉得非常好，毛曾经批评官僚主义，批评共产党内部的很多弊病，这都给我们留下了好印象。半年以后，听说情况发生了变化，却不太愿意相信。1967年1月，有人在《中国季刊》上发表一篇文章叫《文革的来源》，描写文化大革命背后的权力斗争，但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事实上我们当时对中国的模式寄予了很大的期望，所以即使听到了一些负面消息，也根本动摇不了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观念。

问：但是斯大林也曾经批评过官僚主义。

…… ：是的，但是我们对斯大林的那一套很熟悉。他如何在苏联施行独裁、掌握权力、压迫民众。但当时我们从来没听过这类事情发生在毛身上。所以我们把毛当作与斯大林截然不同的两类领导者，斯大林和他的苏联是邪恶的，而毛泽东和他的社会主义中国是进步的、民主的。毛泽东在60年代曾经批评过斯大林，批评过苏联的修正主义，中国甚至在外交上与苏联决裂，这些更使我们确信他与斯大林不同，也反过来加强了我们对他的理想化思维。甚至当时法国总统d’Estaing（德斯坦，1974-1981年任法国总统）都曾经说，毛泽东是世界的一座灯塔。

问：这样的想法是何时开始转变的？

…… ：天主教会大概是比较早开始批判毛的，主要是因为大陆对天主教的迫害，消息传来中共迫害宗教自由的做法让不少法国人比较吃惊。就我个人而言，一直到1972年，我听说前一年中国当时的副主席林彪出逃坠机而亡。当时这个消息还是比较确切的，所以我开始产生了怀疑，开始想原来新中国这样美好的国家也会有肮脏的事情，政治斗争如此险恶。正因此如此，两年以后，我再次借机来到中国，我要再亲眼看一看中国20年间的变化，看看这里的真实情况。

问：你第二次来华证实了你的怀疑么？

…… ：这次的经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让我十分失望。当然，今天看起来丝毫也不奇怪。有一天我去工厂里采访，墙上写着“批林批孔”等等的标语，我照了相。晚上回到旅馆，我们的导游来找我，说我照相工厂里的工人群众会不高兴。我觉得很奇怪，一般来说，只有厂长书记才会不高兴。他没收走了我所有的胶卷，我在那之前所拍的照片全都没了。那时中国的风气与50年代完全不同，我走在北京的街上问路，中国人都不敢跟我这个洋人说话。我们的行动受到了严格的控制，直到在广州机场上飞机之前，别人都已经走在前面很远，我还被留在关口，被迫打开我的皮箱让工作人员进行搜查。这次访问使我产生了巨大的怀疑和反思。

回到法国后，我为《世界报》撰写了一篇文章，通过讲述我这次经历，提出了一些对毛泽东的批评。可是这些批评在文章发表时大半被删除了。编辑告诉我，这些内容是不能刊登的。要知道，当时的法国知识界、传媒界长年累月地批评本国政府，而我却不能发表文章批评一个外国领导人。后来我写了一篇发在在《Spirit》杂志上谈我到中国的见闻，叫《杯子里的旅行》，也遭到了很多人的攻击。

问：怎么攻击你？

答：当时的法国知识分子对毛泽东的崇拜几乎是一边倒，各大报的主编也几乎是这样的，你都很难相信那时的法国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法国总统可以，骂毛泽东绝对不行！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世界报》征集文章纪念他的一生，也向我约了稿。我专门写了一篇带有一些批评意见的文章。最终登出来的文章总共有9篇，其中8篇是赞扬毛的，全部登在头版，而我的那篇被埋在报纸中间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没有办法，到70年代法国支持毛的势力仍然十分强大，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我们当时有几个人，对毛和文革有所批评，刚好可以凑出四个人，结果被称作“四人帮”。(笑)

问：为什么当时法国久富盛名的知识分子们，尤其像萨特这样的大师，也会受到这么深的蒙蔽，去发表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言论？

…… ：这是法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一个毛病，总是喜欢对自己不甚了解的事情大发议论，而且充满了幻想。早在17、18世纪，他们就把当时在康熙、乾隆等皇帝治下的中国说成是一个太平盛世。20世纪他们对共产党中国也是一样的，萨特特别支持毛泽东，波伏娃也写过一本《中国大长征》。他们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总是要在地球上寻找一片极乐世界。而充满神秘色彩的中国为他们提供了最好的素材。

问：法国的主流舆论是何时开始改变看法的？有什么样的转变？

…… ：毛泽东去世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到法国。1977、1978年，又传来断断续续的消息，1980年我们听说了西单民主墙和魏京生事件。这时法国大众才开始了解真相，才明白他们以前对中国的看法有多么不切实际，突然发现原来中国是个和苏联差不多的国家。于是全国的舆论有了一次急剧的转变，从之前的一边倒地支持毛和共产党中国，到一边倒地开始批评他们。法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带着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情绪，所以他们太容易接受极端化的想法，往往之前是一派论调，过了不久就完全跳到相反的立场去了。离毛去世不过几年，法国的舆论就完全成了一片批评毛和中国的阵地，到处都是对毛的负面评价，甚至有很多矫枉过正的说法，说什么毛从小就道德败坏、利欲熏心，而很多共产党建国中真实的艰苦奋斗和牺牲都不提一句，这样极端的观点我从来也都不同意。当时也出现了几本毛的传记，比如英国记者，Philip.Short的，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本，还有Chang和Halliday合著的，也不错。但总的来讲，70年代后期完全是一次舆论大逆转，它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

问：最近在毛泽东去世三十周年之际，大陆一些媒体有不少人引用欧美朋友的话，广泛宣传说现在欧美人仍然十分推崇和景仰毛泽东。

…… ：据我所知完全不是这样的。至少现在法国几乎没有知识分子支持毛泽东，也许有个别人，但不可能是主流知识分子，报刊媒体很少刊登和他有关的文章，大众对他也不再关心，甚至法国共产党现在在法国的名声也很不好，大家觉得他们宣扬的东西自己都不相信。总之，没有什么人再去赞扬和支持毛了，而是更多地把他和斯大林作为比较。

       实际上，这才是一种正常现象，那种理想化的极端的看法都是不对的。现在我们有不少深入事实的作品，有一个中国人叫徐文力，写过很多关于中国内幕的报道，组织过民主小组，在90年代末被捕了。还有毛的私人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录，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了毛的个人生活，毛被去除了神的光环。我们曾经认为共产党代表了中国革命，现在我们知道，中国革命不等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它是被入侵的外敌逼出来的。共产党治下的中国和苏联一样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政治弊病，比如像毛在文革中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去告诉民众反对这个反对那个，这些本来都是不难想到的。了解的加深使我们的看法完善起来，再也不会把毛这样的领导人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了。

        (毕仰高先生毕业于巴黎高师，后任教于法国高等社会学院，为法国知识界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领军人物，今年74岁仍坚持研究和写作，2001年出版 《Peasants Without the Party: Grass-roots Movements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获得 Joseph Levenson Book Prize)

   朝鲜核试验过去一个月，几个直接相关的国家在感受到这次危机冲击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动员自身的内政外交资源做以应对，其中尤以中、美、日、韩四国所受的影响最大，所采取的措施最密集，所牵扯的利益范围最广，行动最受人瞩目。虽然这次危机掀起的波澜之巨、结束的时间之短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大出乎很多观察家的意料---从10月9日核试验进行到10月31日朝鲜声明愿意重返六方会谈，20多天之内，朝鲜似乎就从“揭竿而起”回归到了“俯首帖耳”---但其在国际政治范围内引起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朝鲜新的核试验，连同三个多月前的弹道导弹试验，不仅表现了朝鲜单个国家突如其来的军事实力增长，同时也是对现有国际体制和东北亚安全结构的重大挑战。因此，不仅中、日、韩、美四国立即开始考虑进行单边的应对或制裁，包括联合国、美日军事联盟、美韩联盟、中美协商体制在内的多种多边、双边体制也在积极运作，协商共同的危机处理办法。10月9日至今，从联合国大会到太平洋-东亚地区，从华盛顿到北京，各国国务家共同上演了激烈而持久的外交角力，反映了国际社会对此事件深刻的关注和担忧。

中、美、日、韩四个主要相关国家在内政外交方面受到朝核试验什么性质、何种程度的冲击？又产生了如何的变化和应对方式？

美国

作为当今国际体制最主要的缔造者和维护者，美国对于东亚的安全和稳定有其自身的基本构想。在这一构想中，朝鲜是一个不被信任和不被接纳的对象，在外交上进行孤立，经济上实行遏制，军事上严加防范，特别是不能允许朝鲜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具有战略价值的弹道导弹，以保证美国本土及美国在这一地区日、韩两个盟国的安全。又由于金正日政府近年来在核问题上的激进动作，两国在意识形态、战略利益上的冲突已经极度公开化、扩大化。美国总统布什不仅明确把朝鲜列为“流氓国家”、“邪恶轴心”，还积极联合日、韩两国对朝鲜进行战略打压。甚至布什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日之间曾进行了跨时很长、来回数次的人身攻击。因此，在朝核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毫不出人意料地首倡联合国制裁，并由国务卿赖斯出使东亚各国进行游说，以期组建一个符合美国设想的，从贸易、金融等各方面全面制裁朝鲜的广泛联盟。

为了能够调动和代表国际社会施行制裁，为了能够组建起有效的制裁联合，美国在努力拉拢伙伴的同时，不惜在一些次要问题上让步。如为了能够在联合国通过制裁决议，尤其是使中国赞同这一决议，三次应中国要求修改了提交联合国的制裁提案的措辞，不将《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借此指责朝鲜危害国际安全）援引于制裁决议之中。为了使全面制裁能够被普遍接受，特别强调了手段的弹性，把对入朝货船进行搜查的范围缩小到列入禁运名单的各种军事装备和相关战略资源，并声称搜查将以一定的情报为基准，而不是毫无章法的乱搜。

另一方面，此次危机不仅仅是对美国在东北亚权势和全球道德诉求的重要挑战，也是对美国及其盟友在这一地区长期以来形成并业已稳定的国际框架的强烈冲撞。朝鲜拥有核武器的前景毫无疑问引起了日、韩两国的深刻疑惧。它们在积极帮助美国进行制裁的同时，其国内舆论自然而然地开始呼吁一种强硬的、自主的安全政策。尤其近年来与朝鲜因人质事件等原因激烈对峙的日本，各界舆论就朝鲜核试验一片大哗，产生出了具有相当影响力的、要求本国独立制造核武器的呼声。为此，美国国务卿赖斯在抵达日本之后立刻发表声明，保证美国遵循同盟义务，始终以核保护伞保护日本，以平息日本国内的担忧。

在初步划定了应对朝鲜核试验的政策方向后，美国仍需从全球战略角度审视这次危机的影响。伊朗核问题近几个月一直是纠缠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问题，虽然该问题由于伊朗主动回归国际原子能机构框架而有所缓解，但仍然是美国决策者心头的一块大石。同时，伊拉克各派武装力量近期行动频繁，美国驻伊拉克部队正在承受近两年来的最大伤亡，对伊政策再次受到内部强烈质疑。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外交注意力并不情愿、但又不可避免地从中东转向了朝鲜半岛。美国所希望的、也是对美国最为有利的应对方式，是通过联合国的多边机制，约束并推动周边国家对朝鲜进行一次广泛、强硬的制裁，从金融、贸易和资源方面打击朝鲜，不仅使其国力遭到相当程度的削弱，并且要从根本上瓦解其未来继续追求核武器的意图。

但是，美国虽然成功推动了联合国的制裁决议，却无法使它所期盼的那种尖锐程度被各国所接受，更无力强迫一向对朝持“软”态度的中、韩两国与它在各个制裁的细节上保持一致。白宫所期望的借本次危机沉重打击朝鲜以至其短期内丧失威胁国际稳定的能力这一目标很难实现。至今为止，所有针对朝鲜的制裁行动中，金融方面的制裁是最为有效、最为得力的。美国不仅加强了长期以来一贯的对朝鲜伪造美元、洗黑钱的指责，还对各国施加压力，冻结朝鲜的重要海外帐户（其中包括中国银行澳门分行），涉及资金达数千万美元。在这项制裁实行后几天内，朝鲜方面即表示，只要美国撤消金融制裁，朝鲜愿意考虑重返六方会谈。但是，见效快的药疗效就未必那么好，金融制裁固然可以暂时把朝鲜拉回谈判桌，但是否未来能够成为一项长期扼住朝鲜咽喉的武器，还很难说。寻找一种具有灵活可控性和持久效力的制裁方案，将是未来美国处理朝鲜问题的重要课题。

美国从2003年开始无可挽回地将其战略重心放在了中东，也因此在东亚忍受了中国权势的巨大扩张，并在相当一段时间内配合北京压制了台湾方面的独立倾向。现在，当东亚出现任何形式的危机时，美国政府都不得不首先与中国进行协商，力求中国的配合以达成解决。而且，由于近年来中国国际地位和角色的巨大转变，中美之间的协调往往能够达到双赢，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使美国人感到满意。如美国国务卿赖斯所说“中国政府应该成为应对朝鲜核事件机制中的一员。30年前，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制裁朝鲜的方案是不可想象的。而今天，同样的提案以15-0通过，中国处于核心位置。”

美国当然理解中美之间仍然存在并将长久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但很明显华盛顿方面希望能够保持中国近年来在朝核问题上关键性的合作政策。特别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即中美两国的对抗、冲突毫无疑问是过去几十年的主旋律。当前进行的各项合作不仅大大松弛了美国对于在中东和东亚同时面临重大紧张局势的担忧，而且反过来有效缓解了被美国视为安全隐患的朝鲜问题。这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意外惊喜。从现实中看，中国的配合换来了美国相当程度上的回报。例如，使贸易逆差和人民币币值问题休眠，容忍中国在东南亚取得战略优势，在一些国际问题上向中国让步等等。通过朝核试验及其解决，美国毫无疑问更加意识到中国对其全球战略的关键性作用，并将进一步维持与中国政府紧密、对等的战略合作。

在美国制裁与中国游说的双重作用下（前者大概是主要推动力），朝鲜同意回归国际社会的正常轨道。但是，留给美国的问题仍然尖锐：如何从根本上铲除朝鲜发展核武器的能力或意图？如果从长远讲始终把中国的作用当成一种依靠，美国总有一天将会在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的缠杂和矛盾中陷入战略困境。

中国

从来没有一个政府像中国共产党政府一样长期容忍金氏家族在朝鲜的胡作非为并与该政权保持着法理上的军事同盟---尽管已经名存实亡。就在中国的国际地位、战略利益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同时，朝鲜似乎被永久封闭在压抑的政治体制内，并不断通过发展核武器的叫嚣来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可以说，随着某种“历史大潮”的推动，所谓中朝“唇亡齿寒”的关系早已经流失，半世纪前周恩来总理维护朝鲜的慷慨激昂的外交声明将再不会在北京响起。时至今日，反复无常的平壤政府及其核政策，已经不是所谓“共产主义同盟”的自我壮大，而是一种对中国周边局势和国际稳定的严重威胁。在中国政府日益承担起全球利益的政策背景下，对这种激进邻国的容忍将越来越小。

2003年8月，中国主持的六方会谈在北京首次举行。很少有人意识到，一个传统上扮演“革命者”和朝鲜同盟者角色的大国，针对盟友问题主持一项多边对话机制，实际上标志了其本身巨大的外交政策转向。用官方语言来讲，即是开始作为一个“和平的、负责任的大国”融入固有的国际体系。为了能够在这个国际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除了不断发展壮大自身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外，如何增长国际威望，在国际和平、稳定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保持自身外交的影响力和国家形象，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在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之中—其一是继续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对抗从而强行争得一席之地；其二是转为更多地与“西方国家”进行合作，接受其规则、观念以逐渐被“请”进体制内—中国政府明智地选择了更加强调和平手段、外交妥协的一个。

这样的政策一经确立，就必然反映在中国对各种具体事件的态度上。朝鲜核试验即是这种种事件中最具说服力的一项。如果说，过去朝鲜在核武器方面的种种行动还是可以忍受的，并且也尊重北京方面的建议，那么这次核试验则是朝鲜在外交上对中国的公开打击，使3年多来中国孜孜不倦追求妥善解决、防止核问题爆发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是朝鲜对中国外交观点、双方盟友关系和国际社会共同要求的公然蔑视。甚至在一些细节上，对中国政府表现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蛮横。在进行如此重大的事件时，竟只提前20分钟电话通知中方。在试验结束后，金正日又第一时间拒绝会见中国副总理回良玉，并宣称中国是“不可信赖的国家”。种种逆行完全可以用“无法无天”来形容，在北京方面激起了巨大的负面效应。对此，中国政府不仅在联合国安理会配合美国通过了制裁决议，不仅同意国内的四家银行冻结金氏政权帐户，不仅在中朝边界扎起铁丝网，更在公开的外交声明中使用了建国以来只在所谓“帝国主义侵略者”身上使用过的“悍然”一词（“10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无视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悍然实施核试验，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引起西方媒体的强烈关注。可以说，从朝鲜核爆那一刻起，中朝关系一下跌入了历史最低点，而且短期内很难再有所改善。两国共产主义政党之间长期表面维持的互信互利已经荡然无存。

反过来讲，中国领导人在这件危机中的克制和理性是令人惊叹的。这首先表现在，虽然帮助美国通过了安理会制裁决议，但并没有不遗余力地、过分急切地去推行那么强烈的制裁行动。其次，虽然在各方面对朝鲜做出了负面举动，但仍派国务委员唐家璇作为特使游说金正日重返六方会谈。考虑到之前所遭受的种种轻视，能够做出这么积极的举动，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没有这样的忍让和努力，平壤政府很难再有台阶下场以逃避使其感到精疲力尽的国际制裁。

并不是所有的盟友都会加强一国的国际地位，不恰当的盟友只会带来麻烦和冲突。朝鲜之于中国，从当前来看便是如此。怎样处理中朝这对“老朋友”的关系？怎样在不刺激金正日政权做出更为激进行为的同时遏阻其野心？怎样长久地保持朝鲜的安定局面以防数百万难民涌入中国东北？甚至，如何从长远上全面应对朝鲜可能出现的政权崩溃状况？这是朝核危机带给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棘手问题。如果说，在此之前，中朝两国还能维持表面上的融洽，那么从今以后，一旦朝鲜拥有核武器，一旦其政权受到外部刺激，处于“大浦洞”导弹射程范围内的北京政府恐怕再也无法泰然安坐了。朝鲜核试验作为一个催化剂，深刻地将中国政府推向了与美国合作、按照西方既有规则处理东亚事务的道路。

日本

日本是除美国以外全世界与朝鲜最为敌对的国家。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又有意识形态和现实问题。朝鲜核试验对日本方面的影响，一则是在舆论方面大大推动了强硬派、核武派的论调，二则是大大巩固了右翼政党的势力，从而有利于安倍晋三所领导的修宪政策。

长期以来，要求日本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拥有适当“自卫政策”和“防卫力量”的呼声不曾间断。特别是近年来随着朝鲜发展核武器势头的不断高涨，日本国内已经开始出现一种倾向，即认为日本应该进行针对“敌国”的“核武装”。但是，日本从来都是一个无核国家，甚至是一个不具有正常军事行动权利的国家，在核武问题上进行一个根本转变殊非易事，阻力重重。朝鲜核试验在这一问题上给了日本强硬派一个由头，如果说在不可预见的未来，朝鲜拥有了核武器，那么日本几乎可以肯定是最有可能被打击的对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作为一个技术大国，怎么能够不拥有与之相抗衡的核防卫力量呢？10月10日，日本自民党少数议员在国会发表讲话，要求考虑日本的核武发展问题。一些报刊媒体也开始把核武列为一项议题。

与此相反，日本政府论调是克制的。外相麻生太郎18日明确表态：日本从未考虑过发展核武器。安倍晋三在近日也强调，日本不会违背无核传统。日本政府很清楚，在现阶段述及核武装显然是不明智的。它的外在阻力过多，不但是作为对手的中国和其他亚洲邻国不可能允许，就是作为盟友的美国也不大可能支持。赖斯第一时间飞到日本重申美国的核保护承诺，就是害怕日本舆论对朝核危机有过分的反应。如果安倍在这一问题上操之过急，很可能导致各主要国家把“核武”与“修宪”联系起来，形成一种“一揽子”反对的局面，不仅核武不可望，反而把很有希望的“修宪”也拖下水。

不过，尽管日本官方言论阐明了立场，民间呼吁核武装的舆论也没有形成主流，但我们应该确信一点：政治家的话总是要打折扣去听的。核武器在短期内不被考虑，不表示在未来永远不被考虑。更何况，日本重新武装和寻求宪法修正的脚步随着安倍政府任期的逐步展开而日益前进。10月29日，安倍在海上自卫队阅兵式上表示，他将进一步将防卫厅升格为“省”，以适应日本周边“变化的局势”。在11月16日与布什总统的会谈中，他再次声明将力求在6年中修改宪法。他强调：现在的宪法在很多问题上模糊不清，如日本是否有权拦截经日本上空打击美国的战略导弹，自卫队是否有权参加海外国际安全行动等等。

以民主党为首的日本在野党多年来主张正视历史问题，缓解与周边国家关系，控制军备。朝核危机无疑给这种观点以打击，并进一步加强了自民党的强硬立场。这一点是中、韩等国所不愿看到的。

韩国

卢武铉领导的韩国处于一个激烈变化的国际环境之下：中国正日益崛起为世界强权，朝鲜的核问题长久不息，日本不断推动修宪。处于庞大变局中，卢武铉总统清楚地认识到，在保持美国军事存在的同时，必须维护与邻国的和平友好关系。与中国一样，他长期以来坚持着对朝鲜的柔性政策，强调朝韩“民族团结”，推动朝韩高层互访和民间交流。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这一思路受到了国内的欢迎，尤其是那些在朝鲜有亲戚的国民，为能够与亲人相见而支持政府。但是，朝鲜核试验造成了韩国舆论的巨大分裂，造成了相当部分韩国人对柔性政策的强烈怀疑。是不是过分的容忍造成了朝鲜的得寸进尺？甚至朝鲜本身作为一个乖张的国家是否值得交朋友？这些尖锐的问题都被当作质疑卢武铉政策的焦点。

韩国全国拥有正规军八十余万人，在38度线以北，他们的同族国家拥有一百多万。多年来，韩国的军事安全倚重美国在它国土内的驻军。韩国深知美韩联盟对它的重要性，但因为与日本之间的领土、历史争端，不愿意全身投入美国“东亚三角同盟”体系中去。归根结底，韩国的周边形势主要还是取决于韩国人自身的外交努力。这种政策在没有强烈刺激的情况下，是可以长久奉行的。但如果朝鲜核武化，韩国是否还要保持克制呢？在国内舆论陷入深刻分裂的同时，政府仍然选择了坚持原有政策。10月底，韩国与中国一起拒绝了美国的全面贸易制裁建议。刚刚当选联合国下任秘书长、现任韩国外长的潘基文于10月20日发言称：“不为了制裁而制裁，而是通过这一手段使朝鲜回到谈判中。”问题是，回到谈判中的朝鲜是不是韩国所期望的那个朝鲜？平壤与首尔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就半岛和民族问题达成共识？早在3年前，即第一轮六方会谈开始时，韩国各界就对半岛无核化充满了期望，认为国际压力和回报能够促使朝鲜放弃核计划。但是，核武器在朝鲜眼里看来是处于这个孤立、敌对世界里唯一得以安身立命的工具，它凭什么被放弃呢？

摆在韩国政府面前的是巨大的安全两难。政府虽然给出了一个答案，但它未必正确。是削减与朝鲜近年来日益紧密的联系，与美国携手强硬地压制北方邻国以避免未来难以预见的危险，还是继续保持这种关系、通过外交努力和第三国的推动使朝鲜长久地保持自我克制，这是一个哈姆雷特般的政治选择题。当然，金正日的寿命是有限的，但如果不充分正视朝鲜政权对核武器念念不忘的渴求，韩国很可能会走入一条死路。

                                                                                                                        Gallent

                                                                                                       06.11.17     18:32

（在此向长期坚持本人博客的各位朋友和过客表示诚挚的谢意，因本人近期杂务繁多博客久不更新，然而访问量仍持续上升，实为本人之幸运。今后一定注意）

第一部分：中国对朝政策

（有些人认为朝鲜的政权形式与中国的地缘政治利益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甚至误以为传统共产主义价值维持的联盟仍能够发挥制约朝鲜、使其充当反美前哨、阻挡美国反华势力的盾牌。这种认识在今天中国国际地位剧烈变化、朝鲜政权日益激进的态势下已经完全过时，就此简评如下。）

谈国家利益没有问题,但决不能把别国民众的幸福不当回事.
我今天不多说我一向倡导的普世价值.

仅从现实利益角度讲,中国也必须对朝鲜现政权给予一定程度的打压,而且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中朝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历史最低点.如果不是中国决策者相当长远有见的的考虑,这次朝鲜足以把自己的国运断送掉.政权崩溃在10月份决不是一件说说而已的事.金正日还算识相,退堂鼓打得很及时.中国必须思考,对待类似专制政体国家,以后要施行怎么样的政策标准.

    请所有关注这一问题的人注意两个事实.中国现在要和平崛起,或者换成官方的用词,和平发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就必然在以联合国为主要框架的国际秩序内去运行国际性事务,就必然要和西方大国进行利益交换,就必然要在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上或多或少地遵循西方为主导的价值观去行事.这一点是符合中国利益的,也是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所必走的路.纵观历史,没有任何一个大国的经久强盛,只是通过其积累的庞大物质力量,而不依靠其在制度,观念或道德层面的重大创新,不依靠其对全球普遍利益的某个方面的推进.从这个角度讲,中国以后越来越反对专制政府,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特别是像金正日这样无法捉摸的专制领袖.
    我知道很多人强调国家的现实利益,但过去对"利益"这个词的解释太狭隘了,观念的胜利也是利益,而且有时一个国家为了推进自己的道德理想,其不惜丧失物质利益的决心之坚定是难以想象的,这在近现代史上并不鲜见.

    另一个事实,就是善使阴谋的专制政府本身的反复无常是威胁大国利益和国际秩序的关键性的不稳定因素,在这一点上,布什政府关于"流氓国家","暴政前哨"的指责在很多地方是对的.朝鲜是中国历来的所谓友好邻邦,两国也在表面上维持数十年的外交盟友关系,结果核试爆这么大的事情,居然提前20分钟通知中国!这是什么?这是对中国的侮辱.而且试验完之后,第一时间金正日还拒绝接见中国大使,完全视中国如无物.要知道,金正日去年12月才来中国"学习友国的经验".这种反复无常,只有一个权力集中于激进领袖的专制政府才能够表现出来,中国政府将从本次事件中深刻地学习到这一点,就像我们曾经从1997-1999的各项事件中去学会不仅仅从利益,而且从更复杂的角度去剖析民主国家的外交决策一样.
    如果本次事件发生在50年代,中国可能会鼎立支持朝鲜，大发抨击“美帝国主义”的议论.但是,时代不同,这次中国不仅开始在边境贸易方面做出负面姿态,更是封锁了澳门一家银行的金家私人帐户,据美国方面的情报,该帐户存有金家用来清洗伪造货币的私款2500万美圆.类似的金融制裁是美国全球制裁中对朝鲜最为有效的,因此朝鲜在讨价还价的时候,首先提出,愿意谈谈重返六方会谈的事,但美国必须先撤消金融制裁.我看washingtonpost看到这都要笑死,蠢货才说得出这种话.美国怎么可能取消?加紧还来不及呢!朝鲜没办法才答应直接重返,其他再谈.没有钱,没有假钞,没有外援,朝鲜算什么?金正日算什么?80%的油气资源都要靠中国进口,要不是中国担心难民问题和东亚稳定,扼杀朝鲜只是个技术问题而已.但是不要因此就认为中国把朝鲜当一个盾牌,当一个屏障.经过这件事,中国不会再犯这种傻的.打个相当恰当的类比,中对朝态度的扭转就是美04年对台态度的扭转.这个政权不更迭,或者至少金正日不下台,中朝关系永远好不了.独裁专制,从价值角度讲是反人类的因子,从中国现实地缘战略角度讲,也开始变成一个实际威胁.

第二部分：美国在伊状态

    首先要厘清,美国的国际战略眼界及其在伊拉克的根本目标.
美国的国际战略眼界,化繁就简:认定只有一个自由民主的世界才能真正保证美国的安全,因此将所谓自由民主的防线扩展到全球,对抗任何一个潜在的暴政国家、集权国家或势力.
    在伊常规战争获胜后的战略目标应为

1:建立新的伊拉克宪法和政府,保证伊拉克新政权的稳定和国内的和平.

2:在伊拉克民众中广泛推广民主观念,改造其国民意识,成为美国"大中东计划"的标范,并由此根本上解决伊拉克的不稳定状态.

3:结束伊拉克的宗教和民族冲突.

4:造就一个意识形态和实际政策均亲美的国家,以保证美国在该地区的政治
权势,以及毫无疑问至关重要的石油利益.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必须采取的策略是
1:军事占领压制反对武装,有效控制伊领土,维持稳定.同时渐次培养本地治安武装.
2:通过政治调解调和三大派冲突,使其在宪法和政府组成上达成持久共识.
3:通过外交监视和压力保持新政权的亲美姿态.
4:宣传民主理念,举办公民投票,推广其民主意识形态.

那么,03年至今,美国实现了其关键目标中的几个呢?
1:新的伊拉克政府得以建立,但远不够稳定.政府中三大派冲突从未间断,在宪法上始终  没有达成有效的、能够经受长期考验的框架,导致至今仍不能使政府和立法机关进入  有序的运行状态
2:不但没有能使美国式民主观念扎根,反而激起广泛的教派、种族、地区冲突,导致各种  反抗武装激烈斗争,从06年春天以来造成了空前的混乱和伤亡.
3:美军只能控制巴格达-巴士拉走廊的重要地段及西部,北部的重要城镇,而城镇之外的  大片地区甚至少部分重要城镇全部落于地方武装手中.甚至于10月份在巴格达发动的  大规模安全行动也告失败,反而激起10月份反抗武装的总爆发,造成06年以来美国在伊单月伤亡的最大数字.不仅如此,大批已经加入政府军的什叶派武装肆无忌惮地进行违纪行动,枪杀平民,完全超出了美军可以忍受的范围和建军的初衷.由于本土安全部队很多是招安了之前的地方武装,相当数量的士兵昨天还是游匪,今天换身制服就成了官兵,成为碉堡内部的定时炸弹.这枚炸弹在10月份的激浪中爆炸,导致美国内部检讨和要求裁撤伊拉克政府军呼声高涨.
4:伊拉克现总理马利奇抱怨无权调动本土军队,导致美伊政府间矛盾公开化,美总统和前防长不得不对其在伊战略进行被动辩护,并派遣特使前往安抚伊拉克高层.布什一再强调,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不会变,手段可以变.这是布什06年来第一次在对伊战略上松口,同时,美国朝野各方也把中期选举作为布什政策受欢迎程度的试金石.现在结果已出,事实证明一切.

    综上,美国在伊拉克所有的关键性战略目标全部没有达到,甚至相比05年,有极大的恶化趋势.今天再谈美国对伊拉克的"控制"无异痴人说梦.在这3年多里,全球第一霸权毫无疑问进行了过度的战略扩展,深入到了一个无形泥沼之中,令人遥想起当年越南战争的劣迹.为了坚持对伊政策,美国不仅基本放弃了武力打击伊朗计划,迫切追求联合国强力制裁,而且容忍了潜在敌国中国在东亚、东南亚的巨大权势扩张.更有甚者,这个马蜂窝一旦捅开,美国决不能撒腿跑掉,在全世界面前丢弃合众国数十年的国际声望,因此即便民主党上台,政策更张,其在伊拉克的久拖不决将成无奈的事实和战略包袱.用伊拉克事务特别工作小组组长、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的话说:
"Don't expect a special Iraq panel to come up with a 'magic bullet' to solve deepening problems in that country.……an immediate withdrawal from Iraq would lead to the biggest civil war you've ever seen."

什么是真正的“五·四精神”

                                   ------   关于正义与道德行为的一点思考

1919年5月4日，北京十三所高校数千学生在天安门集会，高喊革命口号，反对在北洋政府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并举行游行示威，要求惩办亲日派北洋大臣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次运动成为在全国持续一个月有余的大规模革命运动的导火索，北到北京南到广州的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纷纷走上街头，怒斥政府的无能。其间北洋政府虽然三番五次对学生和民众进行逮捕、镇压，仍无力阻止运动的风火。在这次运动的巨大压力下，北洋政府外交代表团未在《凡尔赛条约》签字，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唯一一个没有签字的战胜国。

为了纪念这次由青年学生发起的革命运动，1939年，陕甘宁边区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规定5月4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青年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正式宣布这一规定。

一个节日固然凝结了一段历史，固然提供了一个象征，固然使人们能够对它加上“在国家政治黑暗腐败的时刻勇于抗争”、“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等各种各样不会出错的注解。但在我看来，这些四平八稳的注解远远没有凸现出五·四运动中“青年”这一主题。抗争是任何阶层都有可能去做的事，爱国和进步是任何阶层都会拥护的准则，而青年在身体力行这些道德行为时，他们的可贵之处在哪呢？

借用胡适先生1928年在上海光华大学《五·四运动纪念》演讲中的话来说：

“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么，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

反转来讲，如果在常态的社会与国家内，国家政治，非常清明，且有各种代表民意的机关存在着，那么，青年学生，就无需干预政治了，政治的责任，就要落在一班中年人的身上去了。试观美英两国的青年，他们所以发生兴趣，只是足球、篮球、棍球等等，若有人和他们谈起政治问题，他们必定不生兴趣，他们所做的，只是少年人的事。……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青年，对于社会和政治，总算不曾放弃责任，总是热热烈烈地与恶化的挣扎；直到近来，因为有些地方，过分一点，当局认为不满，因而丧掉生命的，屡觏不鲜。青年人的牺牲，实在太大了！”

为什么在一个常态的国家，青年就与政治这样遥远？为什么在一个变态的国家，青年就被逼着放弃安心的不谙世事的生活，走到街上去流血？

自从人类群居产生社会组织以来，就造就了组织内的决策和权力。也是从人类社会出现以来，人的行为就必然有善恶之分。一个组织越发达，权力的层次和内容就越复杂，乃至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团体，都必然有自己的权力制度和结构。但是，由于人一部分恶的天性，由于权力对人恶的推动，掌握权力者必然总是试图去做那些只对他们有利的事，因此损害、甚至残害那些没有权势者，践踏生命，劫夺财产妻女，无所不能。西方人很早就看破了这个道理，把权力过度集中的“暴政”当作最大的恶来防范，把“权力制衡”作为政治制度最最重要最最关键的原则来推行。另一方面，在一个组织积年累月的发展之后，就会形成一套维持它运转的逻辑和利益链条，就会使得原先人们所坚持的善，在这种庞大隐秘的逻辑中被振振有辞地屏蔽掉。任何一个国家，它的建立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保全人民的生命、财产。但由于历史的变迁、人为的修改、社会的复杂，这样一种目的往往轻易地就会被扭曲和埋没，而孳生出各种恶的萌芽。所谓“变态的国家”，正是如此。而且，这些国家的掌权者有一个欺骗性很强的工具，就是基于该国传统之上的一套政治哲学和政治话语，他们能够巧妙地为自己辩护、宣传，能够用各种人们十分熟悉的、冠冕堂皇的词句为他们谋取私利的行为辩解，把他们自己的好处说成全社会所有人的好处。

这时候，当然有很多人看透了其中的圈套。其中一部分，自己已经从这趟浑水中摸到了大鱼，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巴不得把这种制度延续下去。另一部分人，由于穷困潦倒，无衣无食，连起码的温饱和地位都没有，也就更谈不上去改变什么。更多的人，深深了解这套制度的弊端，深深懂得这个社会的黑暗，十分成熟，十分清醒，但正因为成熟和清醒，他们知道自己要顾及家人、顾及生计，知道去反对和呼喊的代价，因此也就本着“独善其身”的态度，无所作为。只有最后一类人---还不完全独立、尚未成家立业的青年，他们最幼稚、最不懂事，不知道什么是人生的羁绊，不懂得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学问，只知道看到什么是错的，张口就说出来，看到不公正，一定要去行动、去抗争。这样的人在身边，我们会说他卤莽。但放在历史中，却是这么光辉，与时代的潮流这么契合。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因为正义和善从来都不是严格的逻辑，而是一种直觉、一种感性、一种常识，一看即知，无需多辩。头脑越是复杂，越是远离这种直接的善。想法越是简单，越能揭示善的本质。孟子为了论证人的善性举例：“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道理十分简单。在西方，孩子被看作是善良和纯洁的代表。圣经几大福音中都记载了，耶稣曾经抱着一个孩子对他的信徒说“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甚至在童话故事里，人们也能看出来，成人被社会规矩束缚后的麻木、孩子天性率真的正气。安德鲁·兰《皇帝的新衣》里捅破骗局的不又是个孩子吗？中国的古人在诗句里感叹：“年少不知愁滋味。”我说不知最好，一旦知了愁，也差不多就是复杂的成人了，那样的人是决不会上街去游行的。

由于正义是常识，任何一个社会，无论它的政治多么复杂，规模多么庞大，掌权者多么苦心孤诣、千方百计，总是无法切断正义的根，总是无法把人性中埋藏的良知去除。人们只要用最简单的思路稍微去思考一下，对错善恶的分别就明显到没有谁敢于毫无顾及地公然加以违逆。丘吉尔二战后在劝说欧洲各国不要采信苏联体制时提出的评价一国政府是否正义的标准之一是：“法庭是否将行使公开的、公认的法律，而这些法律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同合乎情理与正义的准则联系在一起的吗？”美国的法庭为了审判公正，把最终裁决的权力交给那些普通公民中挑选的陪审员。这些人往往并不是什么社会精英，而是一些平凡得无以复加的民众。美国人懂得，只有那些脑子最不转弯、复杂想法最少的人，才最能够代表法律背后简单直接的正义原则。这种智慧为美国避免了多少徇私枉法的恶啊！

善和恶都有其不同的层次。尽管始终追求彻底的善，但我们并非不理解有些知其善而不可为的苦衷。身体力行是一种理想，如果由于现实的阻碍，我们无法做到，仍可以对恶行坚守不从、独善其身。甚至，有时为了维持生计、养活老小，不得不在被迫的情况下成为恶人的帮凶，但心中带着忏悔，这也并不会招致过分的责怪。相对应的，公然直接的作恶是恶的第一种，它最容易识别，也最容易防范。更令人痛恨的，是那种冠冕堂皇的作恶。这样的人尽管满嘴的道德文章，却还是自愿停留在那个难免会迫使他做出恶行的体制内，然后在对他人不公后，还能从体制中发掘出充分的自我辩护的借口，或者用一句“不好做人、没有办法”来蒙混过关。这样的恶，甚于第一种。而最大的恶，就是伪善，就是表面宅心仁厚，实则包藏恶念。做的貌似善事，最后的目标却邪恶之极，却又让旁人看不出痕迹。它能编织一张巨大的网，潜移默化地把人心套在其中，使他们麻木、困惑。这样的恶最难防范，最容易轻信，也是每一个私心作祟的掌权者孜孜不倦所要达到的至高境界。

要击垮这种种邪恶，只有依靠直接简单的力量，只有最终依靠青年。因为青年是最不懂得社会复杂的人群，是心思最少、与正义距离最近的人群，最有意气和勇气起来呼号的人群。青年没有很高的经济地位，没有特殊的权势，更没有刀枪火炮，与政府相比，他们无疑是弱势。但是，当掌权者已经把恶推到了一种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其他人群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不能挺身而出时，青年的责任就浮现出来了。他们就必须放弃那种属于他们的安心生活，就必须放下书本、放下足球、放下爱情，拿起横幅、标语，走到街上去。他们就不能再顾及政府制定的规则，国家颁布的法律，不会再探索那些冗繁的条文里有多么完整的结构、严谨的措辞，给他们施加怎样的限制，而一心只想着打破眼前荒唐的现状了。一个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就表示它的腐败已经十分危险。一个国家到了这个地步，又预示着它还有复兴的可能。

所以说，真正的“五·四精神”，不是那种谁都信奉的信条，也不完全是抗争行为本身，而是一个社会中最不懂事、最不圆滑、看问题最简单、最直接的人群，能够始终保持着这种可贵的特性，能够在这个社会其他人无法或者不愿与掌权者的恶相对抗时，抛弃本来应该属于他们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唤醒头脑中最直接的正义感，担负起无形中加诸于他们的责任，毅然走在斗争队伍的最前列，承受巨大的牺牲，用稚嫩的头脑和声嘶力竭的喊叫，去表达真正有利于这个国家的声音。看到“五·四精神”，人们会真正体会到简单的力量，会明白青年---往往被嘲笑于不了解社会的复杂---的价值，能看到国家终究无法彻底侵蚀人们天生的良知，简洁有力的正义原则始终在邪恶的夹缝中生长，直观的真实必定会藏在人们心里。看到“五·四精神”，无论当时的情况多么恶劣，我们仍可以说，我们还留有希望。

                                                                                                                         Gallent

                                                                                                                        06.9.22

                                                                                                                           18:18